□ 盧同根

　　周恩來的故鄉淮安地處江蘇淮南、淮北兩大鹽務局的中心地帶，有著2200多年歷史,也是南船北馬交會之地。這里水運發達，清乾隆年間盛極一時,與運河沿線的揚州、蘇州、杭州并稱為"四大都市"。從近年來該市建立的“中國漕運博物館”看就足以說明。

　　常言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鹽處在五味之中，且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有油沒鹽，難辨香甜。”再豐盛的飯菜如果沒了鹽就沒了味道，而鹽也是人身體本身不可短缺的元素。出生江蘇鹽鄉的周恩來總理曾在不同時期三次親自過問“鹽事”，與鹽結下了不解之緣。

紅軍時期周恩來與鹽的情緣

　　1931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新《鹽法》，對食鹽的產銷嚴加管制，明令禁運、私賣，其目的就是想把新生的共產黨扼殺在搖籃之中。這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實行經濟封鎖，他們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管理局，在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計口售鹽”，實行“封鎖匪區辦法”，不讓“一粒米、一撮鹽”落入共產黨手里，甚至連“水”這樣的液體都不許帶進蘇區。

　　而中央蘇區又無法產鹽，按每人每天食用5克鹽計算，數百萬軍民每月耗鹽量起碼要在數十噸以上。一時之間，蘇區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群眾因為長期缺鹽，頭發變白，身體浮腫，患上了各種疑難雜癥，甚至喪失了生命。許多紅軍指戰員也因鹽得不到足夠的補充，體質明顯下降，嚴重削弱了部隊戰斗力。

　　面對如此嚴酷的“鹽荒”是坐以待斃，還是殺出血路？蘇維埃政府的策略是：開展自救運動，推廣土法熬鹽技術，緩解用鹽壓力。同時從領導做起，實行最低用量標準，決不許搞特殊。當時規定工作人員每人每月一律供應舊秤4兩食鹽，周恩來以身作則，堅持執行最低食鹽定量標準。有一次，他的警衛員瞞著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點鹽，周恩來知道后大發雷霆，以至于因食淡而暈倒。由于周恩來的身體力行，從而保證了蘇區軍民渡過了難關。

抗戰以后周恩來與鹽的情緣

　　1945年8月，“抗戰”結束，華中局根據形勢需要，決定全面接收“兩淮”鹽場，展開與盤踞在以連云港為后方的國民黨反動勢力為期三年艱苦卓絕的斗爭。蘇北解放區的鹽場，素有“華中金庫”的美稱，除保證百姓食用以外，更是華中地區機關部隊裝備給養的重要支柱。1946年2月，蘇皖邊區政府在灌南湯溝成立了蘇北鹽墾公司，在“兩淮”鹽政總局領導下，從事原鹽生產和銷售，支援解放戰爭。

　　當時，堆溝港是灌河入海處海河兩運的天然良港，建有五千噸級泊位水泥碼頭一座。在這里可以從內河通往蘇皖邊區各革命根據地，海運也可直通青島和上海等各大港口。日本鬼子投降后，堆溝的港口碼頭就被鹽務部門接收、管理與使用。碼頭雖然原為運鹽專用，但當時處在戰爭環境中，除了積極支援前線，以及改善后方人民群眾生活外，也承擔鹽以外的其他較大的運輸任務。在蘇北鹽墾公司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利用這個港口和碼頭運出了大量原鹽，并接轉了大宗糧食和其他物資，對當時解放區的經濟建設和解放戰爭的支援，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1946年8月的一天，港口忽然駛來了一艘美國登陸艇，裝載一部分中華救濟總署運給蘇北解放區的救濟物資，停靠在碼頭上。同時工作人員接到蘇北鹽墾公司經理劉云帶來的一紙密封的便條，上面寫著“救濟物資卸完后，原船立即上鹽三萬擔放行”。按正常放鹽手續應該是購鹽者先到公司財務部門繳清購鹽款后，再到稽征部門納稅，最后才能拿到放鹽單，憑放鹽單放鹽。如果只憑經理一紙便條，就放鹽數量如此之大的鹽，是不符合手續的。看來這之中一定會有隱情。

　　為了弄清原委，工作人員在責任心的驅使下，拿著便條找劉云經理問個究竟。原來是蔣介石單方面撕毀了停戰協定，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我黨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急需活動經費。這三萬擔鹽是上級專門派人來安排的，通過一定的關系，利用為中華救濟總署運送救濟物資的美國登陸艇，裝這批鹽至國統區，待鹽運抵后的銷售全部收入作為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的活動經費，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由于保密的原因，所以發運這批鹽不能經過那么多部門辦手續，也不宜讓更多的人知道此事。而在這批鹽運往國民黨統治區上海銷售的運輸途中，曾被國民政府鹽務總局稅警團緝私大隊所查獲扣留，中共南京辦事處董必武知道后，專門給國民政府鹽務總局局長繆秋杰寫了一封信，由繆秋杰好友何遂的兒子何康專程轉交，繆秋杰接到董必武的信后當即批令稅警團緝私大隊將此批食鹽放行，才使得此批鹽的運輸和銷售順利落實。后來這件事受到周恩來的高度稱贊。何康在全國解放后曾任農業部部長。

建國以后周恩來與鹽的情緣

　　周恩來總理事無巨細關心民生，多次便裝出訪體恤民情。因曾受“鹽事”困擾，深知鹽的重要，建國后曾發生“鹽價漲了一分，引起總理關注”的故事。

　　周恩來夫婦因工作忙，難以管理家里的財務，一切收支都是由周恩來的司機楊金銘掌握。家里不管誰買什么東西，經手人都必須開好發票，然后至少有兩人以上簽名，才能去報賬，然后每個月月底，再由管帳人向鄧穎超通報一次賬，而周恩來一般很少過問收支情況。60年代中期的一天，周恩來突然對司機提出聽聽家里近兩個月的收支情況。楊金銘便翻開賬本，如實向周恩來一筆一筆匯報起來。“停。”周恩來用疑惑的目光看著楊金銘，問道：“食鹽應該是每斤1毛4分錢，你們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錢?”

　　聽周恩來這樣一說，楊金銘便緊張起來，趕忙放下手中的賬本，跑去找來了當初買鹽時的那張原始發票，只見上面清晰地寫著：“咸鹽一斤，壹角伍分。”

　　周恩來接過發票仔細察看后，眉頭不經意皺了一下，又沉思了一會兒，然后拿起了電話打給有關部門，詢問民用食鹽每斤為什么比原來多了一分錢，當他得知是因北京衛生局為預防市民患腫脖子病而對食鹽普遍加了碘，根據成本對食用鹽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錢后，周恩來這才放下心來。總理認為食鹽是千家萬戶都離不開的日常用品，沒有正當理由是絕對不能隨意漲價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考慮他自己的收支,而是借聽賬來了解市場和社會,以便指導和決策國家。可見周恩來不僅心細而且做事認真負責，講原則。